演而优则导的章子怡,讲述中国航天人的故事

当代人物网 许晓迪
2021-10-15


撰文许晓迪

编辑当代人物网总编辑 廖云新

42岁这一年,她在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中初执导筒,导演其中的《诗》篇章,讲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航天人的故事。

公元14世纪,一个叫陶成道的明朝人,决定实现自己的飞翔梦。他坐在一张捆绑着47支火箭的椅子上,手持两个大风筝,用生命向天空发射了人类的第一次火光,硝烟散尽后,粉身碎骨。

中国人对“飞天”的热望刻在历史的长河里,从木鸟到竹雀,从纸鸢浮游到硝烟腾空。哪怕在一穷二白的年代——零下30摄氏度的呼啸北风、漫天飞扬的黄沙,窝头和盐水是三餐,破旧的土坯房是居所,也不忘向天空和星宇倾诉衷肠。这样的岁月,被中国航天界元老戚发轫院士评价为:一种艰苦而幸福的生活。

在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中,《诗》这一单元讲的就是这群航天人的故事。

·《我和我的父辈》海报。

中秋节那天,主创团队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了一场放映活动,88岁的戚发轫含泪看完了片子。他想起那一天在酒泉基地,“东方红一号”点火后芯箭分离,搞火箭的同志兴奋得跳了起来,他却不敢高兴。等卫星绕了半圈到达喀什站,他才跳了起来,那是终身难忘的幸福。

·戚发轫在《我和我的父辈》活动现场。

导演是一位“新人”——章子怡,从影22年,合作过张艺谋、李安、王家卫、冯小刚、吴宇森等各大名导,拿过金鸡奖、百花奖、华表奖、金像奖、金马奖五大“影后”,在42岁这一年,初执导筒。在《诗》中,她展现的是黄沙漫天与星空蔚蓝下,一个四口之家普通而悲壮的故事。而在他们背后,是一群啃着窝窝头、与炸药为伍,却梦想“在天上写诗”的航天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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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每一次落刀,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”

对章子怡来说,第一个难点是找到故事的原点——航天人的事迹浩如烟海,哪一个更打动人心?

她做了大量人物采访,8个月的时间,底稿素材生成了十几版:义无反顾投身科研的夫妇、发射基地小学里默默教书的校长、科研家属院里做风筝想让八音盒飞上天的孩子……每一个都通向无数的可能。

直到“火药雕刻工”徐立平的故事进入她的视野。固体火箭发动机是运载火箭和导弹装备的“心脏”,里面装满橡胶一样的燃料,徐立平的工作就是用刀具为燃料整形。这是一道极为精细、危险的工序,几克的燃料就能剧烈燃烧,徐立平却要在几百公斤燃料的包围下,雕刻出误差不超过0.2毫米的火药药面。如此30多年,他的身体因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畸形地扭曲,头发也因频繁接触火药而越发稀少。

·徐立平在《我和我的父辈》活动现场。

“每一次落刀,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”这是2015年《感动中国》授予徐立平的颁奖词。章子怡被这个工作所吸引,继而发现了一群为发射“中国第一星”筚路蓝缕却隐于幕后的航天人。

“上得去、抓得住、看得见、听得着。”这是中央对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提出的要求。上不上得去,要看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能不能把卫星送上去。一级、二级是液体发动机,已试验成功;难的是第三级固体发动机,国际上严密封锁技术,一切靠自力更生,摸着石头过河。

1965年,当烈风拂过内蒙古的戈壁草滩,一群外省青年来到这里安营扎寨,秘密开展一项代号为651的工程——研制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。这里常年风沙弥漫,每跨一步都会被流沙阻滞着后退半步,腿肚子不久就酸疼僵硬。全体干部职工,一边搞科研生产,一边自己动手脱土坯,在荒坡野岭上盖起“干打垒”,一年四季,基本靠窝头、土豆和白菜果腹。

50多年后,章子怡带着剧组来到这里拍摄,将已成为断壁残垣的“干打垒”和小学校,复原成原来的模样。当年在内蒙古工作的第一代航天人、76岁的高崇武来片场观摩时,一下“好像穿越了时空”。摄影机架在他和同事们住过的房子里,演员们忙碌在真实的发动机试车台。防爆墙钢筋裸露、斑驳陆离,是当年被上千度烈火煅烧留下的累累伤痕。

·高崇武在《我和我的父辈》活动现场。

高崇武为章子怡讲了很多发生在这里的故事。他最难忘的人是总工程师杨南生。1950年,杨南生放弃英国的高薪聘请,辗转回国,扎根荒漠。他的一条腿患上严重的坐骨神经痛,就用另一条好腿蹬着破自行车,每天顶着大风“沙漠走单骑”。那时没有高速摄影机,为了弄清发动机失败的爆炸点,杨南生常站在一墙之隔的观察窗后仔细看。透明的有机玻璃只有5厘米厚,一旦爆炸,后果不堪设想。

1970年4月24日,杨南生带领的队伍用第三级固体发动机的最后一推,将“东方红一号”送入了太空。电影里,黄轩饰演的父亲身上就有杨南生的影子——同样地骑着自行车在荒野穿梭,同样地在试车间的观察窗后与爆炸和死亡狭路相逢。星空下,他和儿子在跷跷板上谈心,隐秘地说起自己的工作:“我是个诗人,是个在天上写诗的人。”

《我和我的父辈》海报

黄轩饰演的父亲

为了“上天写诗”,父亲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看电影的时候,高崇武不断流泪。他想起了那些年亲自见证过的燃烧和爆炸,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,想起了当年航天人的那句口号:“献了青春献终身,献了终身献子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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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出了一种“心理重压下的呕吐感”

高崇武还给章子怡讲过一个故事。有一年,4个科研人员正用高压水切割推进剂,结果发生了爆炸,全部牺牲。其中有一个小伙子,原本打算下班后和女朋友坐火车回老家,第二天就是他们的婚礼。高崇武去慰问时,女孩正躺在床上,看见他马上站起身,没有一滴眼泪,只是反复地说:“我能撑得住。”

电影中章子怡饰演的母亲,正是这样一个女人。丈夫牺牲后,她不能告诉孩子噩耗,只说爸爸在加班,把痛苦深埋心底。单位的男同事们决定晚上集体不回家,伪装加班的假象。她手捧骨灰,深深鞠躬,脸上的肌肉不受控地抽搐着,再也无法克制住泪水。

丈夫牺牲后,她依然继续着未竟的事业,继续着世界上最危险的工种之一——在火药上“微雕”。为塑造好这一角色,章子怡亲自到车间,向全国劳动模范罗怀聪学习。第一天上刀雕刻,3个多小时后,她的手就磨出了茧子,静默中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。

《我和我的父辈》剧照

章子怡饰演的母亲

车间的窗户很低,一抬腿就能迈出去。罗师傅告诉章子怡,这样发生爆炸时,大家才能及时跑出去。工作时,空旷的厂房只有一两个人,一干好几个小时,因为火药的毒性,人出来后脸都是绿的。高崇武说章子怡演出了一种“心理重压下的呕吐感”,那是他在同事们脸上时常见到的神情。

而面对孩子,母亲承受的是另一种压力。

为找到合适的小演员,章子怡面试了不下500个孩子。离开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,剧组就带着小演员来到拍摄地。他们很快融入其中,天天玩土、滚铁环、打弹弓、和泥巴,一个个晒得黢黑,精力旺盛。

·《我和我的父辈》片中两位小演员。

电影中有一幕感动了很多人。大雨倾盆的夜晚,房子被水淹没,儿子在一片漆黑中哭着质问母亲,爸爸是不是死了,为什么不回家?狂风骤雨后,母亲拿出一盏孔明灯,告诉儿子,他们就是做这个的,而“妈妈有一天也会死”。夜晚,儿子放飞孔明灯,对着天空大喊:“妈妈,我不要你死。”

那场雨夜的戏,拍了3个晚上。小演员正在换牙期,拍戏时戴着假牙,说台词时一激动,牙掉在了污泥里,“我们就帮他‘满地找牙’”。母亲要打儿子的屁股,章子怡心疼,给小演员穿了几层屁垫,结果哭得不够真切。执行导演发火了,让全脱掉。章子怡舍不得,只脱了一层。这回,小演员有了感觉,“不是我把他打疼了,是他真的入戏了”。

演完这场撕心裂肺的戏,章子怡却要赶快“出来”看监视器,还要想着调动孩子的情绪,“挺精分的”。

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她的拼命。那段时间,章子怡每天只睡3个小时,每收到一版剧本,都会组织大家围读。遇到专业上的问题,就请教高崇武,“有时半夜12点、1点了还在找我”。执行导演更是常被“骚扰”。章子怡看了某个纪录片,觉得在置景和美术方面可以有所借鉴,即便已经深夜2点,也会立刻给她发微信。

直到现在,章子怡仍觉得一切像梦一样。“我从没想过做导演,但这个工作来了,就勇敢大胆地做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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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惜力地任性

章子怡一向是个“不惜力”的人。那些流传多年的故事,反复印证着这一点:11岁到17岁,她在舞蹈学院昏天黑地地练功,天资不够,就在熄灯后摸黑到练功房压腿,晚上睡觉,都把腿放墙上睡。

进入中戏,她没过一天肆意挥霍青春的日子,天天为把作业做好着急上火。她排过一个小品,老师常莉看她一双小细胳膊,和面特别地道,问她在家是不是常烙饼。章子怡说不是,“是我妈每天给我2斤面练”。

拍《我的父亲母亲》,她成天和农民混在一起,每天喂猪种地。电影里,跑都是真跑,摔都是真摔,为一个走路颠簸的镜头,她穿了8条裤子。

《我的父亲母亲》中

章子怡饰演青年招娣

拍《卧虎藏龙》,她和杨紫琼的替身对打,指甲被削掉,就把拇指插在雪里止痛;吊钢丝时,直接拿脸往墙上撞。

·《卧虎藏龙》剧照,杨紫琼饰演的俞秀莲和章子怡饰演的玉娇龙过招。

拍《英雄》,没戏的时候,她就搬一个小板凳守在外景地,学习梁朝伟、张曼玉他们怎么演戏,香港媒体给她起外号,叫“板凳公主”。

·《英雄》剧照,梁朝伟饰演的残剑和章子怡饰演的如月。

编剧史航把章子怡的前半生形容为“低空飞行”,“看似很大空间,但是其实上面一层又一层,一层又一层,是被透明的隔断阻隔着”。

直到2013年的《一代宗师》。王家卫一拍3年,“宫二”章子怡与师兄在火车站对决那场戏,零下30摄氏度的东北,她打了一夜。凭借这个角色,章子怡拿下12个“影后”。电影里,她有不少精彩台词,最喜欢的却是梁朝伟说的一句:“功夫两个字,一横一竖,站到最后的才是赢家。”

·《一代宗师》剧照。

拍摄《诗》,给了章子怡另一重体验。杀青前最后一场戏,是一段近3分钟的“一镜到底”。镜头由土地向上,穿过沙尘,跟随孩子的脚步走进“干打垒”宿舍,走过科研基地的小广场,眺望远处的试车台。

为了这个长镜头,剧组排练了3天,拍摄了3次,整整40多条素材。每一条拍摄后,章子怡都从监视器前跑到现场,给15组小朋友耐心讲解,加油打气,再跑回到监视器前。她希望这个难度大到有点“任性”的镜头,能串联起观众的记忆、情感与力量。

中国航天走过的每一步,又何尝不是“不惜力”地攻克每一道难度大到“任性”的堡垒?《诗》的最后,已是航天员的女儿在神舟飞船的窗口看到了“东方红一号”从身边滑过,它正是父辈们研制的火箭发射到天上的那颗星。

“东方红一号”确实还在飞行。当年,钱学森在西安卫星测控站,满意地对杨南生说:“你给的推力不小啊!”这就是这颗星现在仍在太空的原因。它依旧围绕着地球,迎接后辈们在天上续写的诗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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